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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观察|政府工作报告反复提到“就业”:让35岁的你逃离加班去“充电”可行么?

来源:伯特管理咨询公司    发布时间:2023-03-06    浏览次数: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就业”一次成为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的高频词,出现多达20余次。


大学生毕业生就业难怎么破?35岁该如何突破所谓的“职场天花板”?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今年全国两会,在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中,聚焦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就业。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代表委员们也聊到了他们的建议、提案中对就业问题的关注点,以及自己对各个人群就业的看法。有人认为,重视职业教育让年轻人更符合企业的用人需要;有人提出,加强企事业单位8小时工作制监管,以便让“35岁+”能有更多时间去“充电”。


关注1:毕业生


如何让高校毕业生更好找工作


建议:企业用人不唯学历


让稳定吸纳毕业生企业享受税收返还政策


不久前“211文科男硕士吐槽招聘会均薪5000元”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虽然当事人事后在短视频平台上解释称,是自己表达有误,但高校毕业生等年轻群体在找工作时确实经常面临没有合适岗位的情况。但另一方面,红星新闻记者也注意到,很多用人单位同样面临着岗位招不到人的情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


“其实我们挺缺人的,一直处于人员短缺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但是招一个合适的人却很难,一方面是没有人和岗位匹配,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公司规模不大,合适的人又谈不拢薪水。”西安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于先生就面临招人的苦恼。他们很需要基层技术人才,给到的薪资也不算低,但是又确实招不到人。很多应聘的年轻人只有理论没有实践能力,需要再培养很久才能上岗,公司也需要考虑用人成本。


对于这样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蒋胜男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既有失业,又有职业空缺的现象,是由劳动力供需不匹配造成的结构性失业。针对这种情况,应加强产业升级,优化经济结构,同时加强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政府可以提供税收减免、贷款支持、创业孵化等方面的政策扶持,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缓解用人单位的招聘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网络作家、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蒋胜男 受访者供图


全国人大代表、谢家湾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刘希娅也关注到了职业教育,她对红星新闻记者说,她今年带来的建议就特别提到了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问题。她建议改善职业教育毕业学生就业环境。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不得随意拔高用人学历要求,在用人上不唯学历,不拔高学历,不得设置对同等职业教育学历的歧视性门槛。此外,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推动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职业教育毕业生对口就业。


一个企业家,又能够做哪些努力、或者希望获得哪些政策来更好吸纳高校毕业生呢?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建议,对招用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民营企业给予财政补贴鼓励政策。他提到,2022年人社部等相关部门已出台政策,提出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可以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优惠补贴。但目前已出台的补贴政策主要针对中小微或者中小型企业,大型民营企业没有列入补贴范围。


“我建议对持续三年及以上稳定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税收返还等政策,鼓励企业长期支持参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谢家湾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刘希娅 受访者供图


关注2:新就业形态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的权益如何维护?


建议:出台新就业形态管理办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成为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


全国政协委员、京东云事业部总裁曹鹏,今年两会关注的就是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曹鹏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发展,产生了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以及网络主播等多种新就业群体,而人社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到2亿人。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曹鹏在自己的提案中特别提到了提升新职业从业者的技能和综合素质。


该提案提到,首先是要完善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出台新就业形态管理条例或管理办法,明确界定不同劳动关系标准;其次,要研究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积金灵活发放制度;此外,要加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教育,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包括推动院校和企业实现产教融合,完善企业对于新就业群体的技能认证体系。


关注3:就业年龄歧视


如何打破“35+”的职场天花板?


建议:对企业年龄歧视增加监管处罚可操作性


给“35岁+”群体更多再学习机会


据中青报此前报道,早前的《2022春季职场跳槽观察》显示,七成“35岁+”受访者表示最近一次职业晋升是在35岁之前,35岁之后仍有过职业晋升的受访者多数任职于金融券商、人工智能、专业服务等高端产业或高精尖行业,而从事标准操作或事务性工作的“35岁+”人群因精力、体能、知识架构等原因,更容易被年轻群体或数字技术所取代。


“35岁本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不应该成为被边缘化的对象。”对于“35岁+”面临的职业技能困境,蒋胜男建议政府鼓励在职学习,为年龄较大的劳动力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使他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同时,国家可以出资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已连续数年关注35岁职场门槛。今年,他的提案同样聚焦在如何打破35岁职场天花板问题上。


吕国泉告诉红星新闻记者,“35岁+”遇到职场门槛与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造成就业市场恶性内卷,劳动者只能趁年轻赚快钱,没有时间精力提高职业技能,导致人力浪费与人才断层。因此,要强化法律制度保障,明确就业年龄歧视判定标准,增加监管处罚可操作性,对各年龄段劳动者给予平等就业保护,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晋升或辞退的红线。对用人单位有形或无形的年龄限制的做法,加强劳动行政监察和群众监督,加大惩处力度。加强普法工作,引导劳动者运用法律保障平等就业权。


此外,吕国泉还建议,机关单位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探索放开公务员考试35周岁限制,推动形成尊重中高龄就业者的良好社会风尚和积极的心理预期。


吕国泉也关注到了“35岁+”群体的职业培训问题。他说,政府、用人单位等应完善职工培训机制,扩大中高龄劳动者教育资源供给,提供更多岗位技能、再就业培训等精准服务,提高其就业率和竞争力。特别是针对受教育水平偏低、技能单一的中高龄就业困难人员,推出更多帮扶措施,组织专家给予职业指导、培训项目推介和就业创业政策咨询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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